摘 要

2026年7月，台风“美莎克”及其残余环流、季风水汽共同作用，导致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在常规交通和救援条件被破坏后，重载无人机被用于物资运输，并出现短距离吊运被困人员的个案；与此同时，洪水冲毁养殖设施，引发养殖蛇可能逃逸及人员蛇咬伤风险，动物园也面临封闭猛兽、转移动物与公共安全之间的艰难选择。上述事件集中暴露出极端灾害治理中的三类法律难题：常态航空安全规则如何与紧急救援相协调，严格责任制度如何处理合规养殖者遭遇不可抗力的情形，以及在证据被洪水冲毁、野生与养殖动物难以区分、多个风险源并存时如何认定因果关系与责任主体。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事实分级、比较风险和模拟裁判方法，以截至2026年7月17日的官方通报、权威媒体报道及现行法律规范为材料。研究认为：第一，无人机吊运人员不因救援目的、现场口头同意或企业免费维修政策而当然取得行政合法性和责任豁免；但在生命危险迫切、无更安全且及时的替代方案、纳入统一指挥、依法申请紧急飞行并采取充分技术保障的前提下，可进入紧急避险与自愿紧急救助的法律评价。第二，逃逸动物致害原则上适用《民法典》特别责任规则，设施合规与极端洪水并非当然免责，但会影响行政、刑事过错及不可抗力抗辩；受害人仍须证明致害动物属于养殖动物并与特定养殖场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联系。第三，多家养殖场并存时，只有每一被告均实施了具体危险行为，才可能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规则，不能因附近存在养蛇场便平均或连带分担。第四，动物园事件应区分灾时决策与灾前管理：洪水已经迫近时优先防止猛兽逃逸可能具有正当性，但场址选择、高位避险设施、转运能力和专项预案仍应接受事前义务审查。本文据此提出无人机应急载荷标准、危险动物动态台账、灾害证据保全、巨灾风险基金及动物园专项预案等制度建议。

关键词：极端洪涝灾害；无人机救援；紧急避险；动物致害；不可抗力；因果关系

ABSTRACT

In July 2026, Typhoon Maysak and its residual circulation, together with monsoonal moisture, caused prolonged extreme rainfall and severe flooding in Guangxi. When roads and conventional rescue routes failed, heavy-duty unmanned aircraft were used to deliver supplies and, in a small number of reported emergencies, to lift trapped persons over short distances. Floodwaters also damaged snake-breeding facilities and a zoo, raising difficult questions concerning escaped captive animals, snakebite causation, and the confinement of dangerous animals during evacu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interconnected legal probl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dinary aviation-safety rules and emergency rescue;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force majeure under strict animal-liability rules; and the attribution of causation when physical evidence has been destroyed, wild and captive animals cannot readily be distinguished, and multiple possible sources exist. Using doctrinal analysis, graded fact verification, comparative-risk assessment, and simulated adjudic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emergency purpose does not by itself legalize human lifting by agricultural drones, nor do on-site coordination or a manufacturer’s free-repair policy constitute administrative authorization or immunity. Nevertheless, where danger to life is imminent, no safer timely alternative exists, unified command and emergency flight procedures are followed, and adequate technical safeguards are employed, the conduct may be assessed under necessity and emergency-rescue doctrines. For escaped captive animals, compliance with safety standards and an extraordinary flood do not automatically eliminate civil liability; however, claimants must still establish, to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at the injuring animal was captive and connected to the defendant. Joint liability among multiple farms is appropriate only when each defendant created a concrete relevant danger. Zoo decisions should be evaluated separately at the emergency-response stage and the pre-disaster preparedness stage. The paper proposes emergency standards for heavy-lift drones, traceable registries for dangerous captive animals, disaster evidence-preservation protocols, catastrop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mandatory zoo emergency plans.

KEY WORDS: extreme flooding; unmanned aircraft rescue; necessity; animal liability; force majeure; causation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极端洪涝灾害具有突发性、复合性和证据破坏性。道路、桥梁、通信、电力与医疗条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同时失效，正常情况下被视为高风险甚至不允许的手段，可能突然成为现场唯一可用的工具。法律因此面对一个结构性矛盾：若机械坚持常态规则，可能错失生命救援窗口；若以紧急状态为由任意突破规则，又可能把受困者、救援者和第三人置于新的不可控危险之中。灾害法治的任务并不是简单选择“守规则”或“救人”，而是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可以被说明、被记录、被复核的风险比较与授权机制。

2026年广西洪灾将这一矛盾具体化。公开报道显示，无人机在道路中断区域承担物资投送和灾情巡查，并出现重载无人机短距离吊运人员的案例；养殖设施被洪水破坏后，蛇类逃逸与蛇咬伤风险引发公众对饲养人责任的讨论；动物园在水位迅速上涨时封闭狮子、熊、狼等猛兽，部分动物死亡或者失踪，又引发公共安全与动物保护之间的争议。[1][4][6]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风险并非由单一行为人主动创造，而是自然灾害、经营活动、技术工具与应急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会话中提出的核心质疑具有较强的法学价值：农业无人机吊人时若绳索断裂，是否值得冒险，谁应承担责任；防逃设施完全符合政府标准，蛇仍因特大洪水逃逸，养殖户是否仍须赔偿；在广西山区本有野生蛇、且附近存在多家养殖场的情况下，如何证明咬人蛇属于哪一家；若证据均被洪水冲毁，法院究竟应当判谁承担损失。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口号解决，而必须将行政许可、紧急避险、严格责任、不可抗力、因果关系与证明标准放在同一分析框架内。

1.2 研究问题

表 1-1 研究问题与分析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研究问题整理。

1.3 研究现状与评述

现有侵权法研究已经对紧急避险、见义勇为免责、饲养动物致害、共同危险行为和证明标准形成相对成熟的教义学框架。权威释义和教材通常将动物致害责任理解为风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强调饲养人通过控制并利用动物获得利益，也应承担动物所带来的特别风险；同时，严格责任并不取消损害事实、动物来源和因果关系等基础要件。[8][14][15] 证据法研究则强调民事案件采用高度可能性标准，允许法院通过相互印证的间接证据认定事实，而不是要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绝对确定。[12]

然而，现有讨论多以犬只、家畜走失、一般见义勇为或常规无人机飞行为对象，对“极端洪水冲毁设施—危险动物大规模逃逸—现场证据灭失—多风险源无法区分”的复合情境研究不足。无人机救援的公开讨论又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端将“救人”视为天然免责理由，忽视飞行申请、设备用途和第三人风险；另一端把农业无人机日常不得载人的规则机械移植到所有灾情现场，忽视《突发事件应对法》、紧急飞行程序和紧急避险制度所预留的弹性。本文的增量不在提出一条新的抽象原则，而在于把这些既有规则组织为可以适用于灾害现场和后续诉讼的分步判断结构。

1.4 研究方法、材料边界与创新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第一，规范分析：以《民法典》《突发事件应对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刑法》及民事诉讼证明规则为核心。第二，事实分级：将政府和新华社通报视为高可信基础事实，将路透社、财新、广州日报等媒体材料作为事件线索，将自媒体视频和未经核实的口述仅作为研究问题来源，不直接作为责任认定事实。第三，比较风险：对无人机救援不以“是否绝对安全”为标准，而比较立即行动、等待和替代方案的总体生命风险。第四，模拟裁判：按照请求权基础、构成要件、举证责任、抗辩和责任范围的顺序，说明法院可采用的审理方法。

本文的资料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7日。广西灾情仍可能继续核实，涉蛇伤亡、无人机吊运和动物园管理尚未见完整行政调查或者生效裁判。因此，本文不对任何具体个人或机构作违法、过错或刑事责任结论，只分析在不同事实被证明时相应的法律后果。该限制不是回避问题，而是防止将新闻叙述替代司法事实。

图 1-1 本文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 灾情事实、新闻线索与证据等级

2.1 灾害过程与救援阶段变化

新华社报道显示，“美莎克”于7月3日以热带风暴级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7月4日在越南广宁再次登陆。其移动速度缓慢、在广西周边维持时间较长，并与西南季风水汽相互作用。7月3日至5日，广西多地累计降雨突破历史极值，河流超警、水库漫顶和城乡内涝叠加，呈现“台风等级不高而灾害后果严重”的弱级强灾特征。[1] 这说明灾害责任分析不能只依据台风中心强度，还要关注持续时间、地形汇流、设施承载与预警响应。

7月9日，官方通报包括南宁六蓝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且死亡人员和失联人员可能重叠；南宁市已转移安置6.45万人。[2] 截至7月16日的统计，台风已造成广西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人，救灾重心正由紧急搜救逐步转向集中安置、供电通信恢复、农村供水抢修和生产生活恢复。[3] 不同日期数据的统计口径和核实程度不同，论文不得将其拼接为同一时点的“最终数字”。

图 2-1 2026年广西洪涝灾害关键公开信息时间线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新华社及公开媒体报道整理；数据截止日期不同。

2.2 无人机救援事实的可确认范围

公开报道可以确认无人机在横州、贵港等灾区承担物资投送、灾情巡查和通信辅助。广州日报报道有超过400名飞手参与，重型无人机用于向道路隔绝地区运输饮用水、食品、棉被和药品。[4] 部分媒体还报道重载农业或运载无人机经现场协调短距离转移被困人员。由于各视频的地点、设备型号、载荷、飞行申请和指挥关系并未全部公开，本文只确认“存在个案”，不把网络视频所呈现的每一次吊运都视为经过合法批准。

大疆对实际参与广西救援、因救灾受损的农业和运载无人机提供免费维修通道，并要求提供救援时段飞行日志、飞行记录截图等证明。[5] 这一政策有利于降低民间救援者的设备损失，也间接促进飞行记录保存；但其法律性质是企业售后安排，不是应急管理部门或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行政许可，更不可能预先免除操作人、组织者或产品责任主体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3 养殖蛇与动物园事件的事实边界

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洪水破坏横州附近蛇类养殖设施，眼镜蛇、王锦蛇、水律蛇等可能逃逸，并出现蛇咬伤甚至死亡的报道；贵港一动物园在水位快速上涨时将狮子、熊、狼等猛兽留在封闭笼舍，三只狮子死亡，另有多种动物失踪。[6][7] 这些材料足以支持本文研究“如果养殖蛇逃逸致害”“如果动物园缺乏转移条件”的法律问题，但不足以直接确认某名伤者由某家养殖场的蛇咬伤，也不足以确认动物园是否违反了具体建设、许可或应急预案标准。

尤其需要警惕新闻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别。新闻报道追求及时性，可以依据现场人员叙述描述“蛇场被冲毁”“蛇逃出”“有人被蛇咬”；法院则必须分别证明蛇咬事实、蛇种、饲养属性、来源养殖场、损害后果和抗辩事实。即便这些事件在时间与空间上接近，也不能仅凭“先后发生”推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表 2-1 公开事实的证据等级与本文使用方式

说明：等级用于控制本文论证强度，不是对媒体机构作永久性信誉评价。

3 极端灾害责任认定的规范体系

3.1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统一指挥与比例原则

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将自然灾害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纳入统一法治框架。法律要求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政府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并建立协调机制，引导志愿组织和志愿者及时、有序参与。应急管理部的权威解读进一步强调，社会力量建立的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处置时应服从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10][11]

统一指挥不是为了排斥民间技术力量，而是解决灾区空域冲突、重复投送、资源错配和次生伤害。无人机飞手即便出于善意，也可能与直升机、警航、通信无人机或者高压线抢修作业发生冲突。对于灾害现场，有多种措施可选择时，还应当比较措施对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权益且损害较小的方案。该比例要求构成本文比较风险方法的公法基础。

3.2 紧急避险与自愿紧急救助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原则上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的，应承担适当责任。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8] 二者功能不同：紧急救助免责主要处理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的损害，自然危险下的紧急避险还可处理为了保全更大利益而损害第三人财产等情形。

这两条都不能被理解为“救人即可忽略一切规则”。首先，民事免责不等于行政许可，违法飞行、扰乱空域或者不具备必要资质，仍可能受到行政评价。其次，紧急避险要求危险正在发生、措施不得已且损害没有超过必要限度；若明知设备严重超载、吊具明显不可靠，仍为拍摄或展示而吊人，不具有同样正当性。再次，刑法第二十一条亦承认紧急避险，但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时，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只是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13]

3.3 无人机紧急飞行规则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为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紧急任务设置了快速申请程序：原则上在计划起飞三十分钟前申请，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在起飞十分钟前作出决定；执行特别紧急任务的，使用单位可以随时提出申请。第三十一条虽然规定常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飞行可免于申请，但“用农业无人机吊运人员”显然超出常规农业作业的通常含义。[9] 因此，不能以设备原本属于农用无人机为由，直接主张免除飞行活动申请。

现场指挥部同意和空中交通管理批准具有不同功能。前者决定救援资源如何配置、是否需要执行任务以及现场安全区域如何划分；后者维护空域秩序和航空安全。两者在特别紧急任务中可以采用快速沟通和事后补充记录，但不能在法律分析中相互替代。企业维修政策则属于第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将三者混为一谈，会错误地把“企业支持—现场协调—行政许可—法律免责”理解为一条自动成立的链条。

3.4 动物致害的特别责任与不可抗力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确立饲养动物致害的一般责任；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条进一步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逃逸期间造成损害，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动物园动物致人损害则适用第一千二百四十八条，动物园证明已经尽到管理职责的可以免责。[8] 这些条文说明，法律将动物控制者置于风险承担的首要位置。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同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原则上免责，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8] 洪水是否能够突破逃逸动物的特别责任，条文没有给出自动答案。较稳妥的体系解释是：设施合规和极端洪水不当然消灭民事责任，但它们可能影响不可抗力抗辩、责任范围以及行政、刑事过错认定。法院需要说明为什么一般免责规则能够或不能够适用于该特别侵权类型，而不能用“天灾”二字跳过分析。

3.5 因果关系、证明标准与共同危险行为

民事诉讼采用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法院综合审查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事实存在；若反驳证据使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则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12] 这一标准并不要求受害人找到并永久保存咬人的蛇，但要求间接证据整体上使养殖来源比野生来源或其他来源更有说服力。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条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损害，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时，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8] 该规则解决的是“已知危险来自这组行为人之一，但无法识别具体人”的问题，而不是“附近存在若干可能风险源”。只有能够证明各养殖场均发生同类危险蛇逃逸，并且咬伤来源确定属于这些场之一，才可能讨论共同危险行为。

3.6 时间切片：灾前义务、灾时选择与灾后归责

极端灾害案件最容易出现的推理错误，是用灾后已经发生的严重结果反推灾时决策必然不合理，或者用灾时已经无能为力证明灾前管理当然合格。更合理的方法是把责任事实划分为三个时间切片。灾前阶段审查风险是否可预见、设施与预案是否达到法定和专业标准；灾时阶段审查信息是否充分、替代方案是否存在、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灾后阶段审查报告、救治、证据保全和防止损害扩大是否及时。三个阶段可能产生不同结论：经营者在灾时不应冒险抓蛇，不等于其灾前可以不维护笼舍；飞手在灾时采取高风险吊运可能合理，也不等于设备生产者可以忽视适航与警示义务。

时间切片还有助于正确理解“合理注意义务”。合理并不是要求行为人消灭所有风险，而是要求其在相应时间、依据相应信息采取与专业能力相称的措施。灾害强度超出设计标准，可以支持不可抗力抗辩；但若预警已经提前发布，经营者仍未关闭破损笼舍、转移危险动物或报告风险，则损害可能同时具有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此时法院应比较各原因对损害发生和扩大的作用，而不能把全部后果简单归为天灾或人为。

表 3-1 主要法律规范及其分析功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现行法律规范整理。

4 重载无人机吊运人员的法律分析

4.1 风险结构：它为何既危险又可能必要

农业和运载无人机能够提供较大的静态载荷，但“能吊起一个人的重量”与“适合安全载人”不是同一命题。人员吊运中的关键风险包括动力或电池故障、单点吊索断裂、挂点脱落、载荷摆动、阵风、通信中断、定位漂移、与树木电线碰撞以及落水后的二次溺亡。人不是规则形状的货物，会因恐惧、疼痛或水流冲击改变重心；设备标称载荷也通常在特定温度、海拔、电池状态和稳定吊点条件下测得。

然而，法律不能只看技术风险的绝对值。若被困者所在屋顶即将坍塌、水位迅速上涨、舟艇无法逆流靠近、直升机短时间无法到达，等待本身可能具有更高的死亡概率。此时合理决策不是证明无人机绝对安全，而是比较“立即吊运”“继续等待”“使用其他方案”在当时可知信息下的总体风险。只有当无人机方案的预期损害明显低于不行动或替代方案时，紧急避险的必要性和比例性才可能成立。

图 4-1 无人机吊运人员的法律判断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紧急避险、紧急救助和无人机管理规范绘制。

4.2 事前合法性判断：八项必要审查

表 4-1 无人机吊运人员的风险—保障矩阵

说明：该表属于本文提出的最低风险审查框架，不是现行国家强制标准。

4.3 现场批准、飞行批准与企业政策的区分

现场指挥机构同意执行任务，可证明行动被纳入救援资源调度，并有助于确认危险的急迫性和替代方案不足。但现场指挥人员不当然具有替代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飞行活动的权限。特别紧急任务可以随时提出申请，说明法律已经为时间压力设计快速通道，而非要求先违法、后解释。[9] 实务中应建立应急指挥平台与空管联络机制，使“任务授权”和“空域授权”尽量同步完成，并以电子记录固定。

企业宣布免费维修所解决的是设备损失由谁承担的问题。它可以鼓励飞手参与、促使飞行日志留存，但不证明航空器适合载人，也不证明某次飞行符合必要限度。若事故因产品缺陷发生，免费维修甚至不能取代受害人依法主张产品责任；若事故因操作明显违规发生，企业维修承诺亦不替操作者免责。因此，论文和新闻表述应避免使用“厂家兜底，所以获得批准”之类因果推断。

4.4 事故发生后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

表 4-2 无人机救援事故的责任类型区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民法典》《刑法》及无人机管理规范整理。

在刑事评价上尤其要避免“发生死亡就必然犯罪”的结果责任。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明确操作人的业务注意义务来源、当时可预见的风险、违反义务的具体行为以及该行为对死亡结果的原因力。相反，如果危险迫切、替代方案不存在、设备与吊具经过合理检查，事故来自难以预见的突发阵风或二次坍塌，则紧急避险和主观过失都应被认真审查。

4.5 对“是否值得”的回答

无人机吊人是否值得，不应由事后结果倒推。救援成功并不自动证明决策合理，救援失败也不自动证明决策错误。正确的评价基准是“事前视角”：在当时掌握的信息、时间压力和可用资源下，一个具有相同专业能力并服从统一指挥的合理救援者是否会作出同样选择。满足迫切危险、无更安全及时替代方案、技术保障充分和程序可追溯四项条件时，冒险可能具有法律正当性；任一条件明显缺失时，所谓勇敢就可能转化为不必要的风险制造。

4.6 建立可追溯的授权链

在高度紧迫的现场，书面文件不可能像日常行政程序一样完整，但程序可以被压缩，不能完全消失。建议形成“需求提出—现场风险确认—替代方案比较—任务授权—空域联络—飞行执行—结果报告”的最小授权链。各环节可以通过应急平台按钮、录音、无线电记录或飞行日志完成，不必等待纸质盖章。其意义不只是事后追责，更重要的是在起飞前迫使决策者回答谁需要被救、为什么不能使用其他方式、谁掌握停止任务的权力。

授权链也能防止责任被错误集中在最后操作的飞手身上。若现场指挥提供错误水情、设备提供者隐瞒载荷限制、改装者使用不合格吊具，事故可能由多个主体共同造成。相反，飞手擅自偏离指令、为提高传播效果延长吊运距离，也应对新增风险负责。责任应依据各主体的信息、控制力和原因力分配，而不能因为某人按下起飞按钮就让其承担全部后果。

5 洪灾中养殖蛇逃逸致害的责任认定

5.1 严格责任并不等于无条件赔偿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通常不以受害人证明饲养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原因在于饲养人对动物具有控制能力，并从饲养、经营或利用中获得利益，应承担动物所带来的典型风险。逃逸并不会当然切断这种风险联系，《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条明确将逃逸期间的责任继续归于原饲养人或管理人。[8]

但严格责任仍然有边界。受害人至少应证明自己确因蛇咬受伤、致害者属于饲养动物、该动物与被告之间具有法律上足够强的联系，以及蛇咬与医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严格责任减轻的是对“饲养人有疏忽”的证明，而不是免除对“是谁的动物造成了什么损害”的证明。若连养殖属性和责任主体都无法识别，法院不能直接跳到赔偿数额。

5.2 设施完全合规与不可抗力的作用

假设养殖场依法取得许可，防逃设施完全符合政府指定标准，收到预警后也完成了合理加固，但遭遇超出合理预见的洪水，笼舍被整体冲毁。此时，养殖户在行政和刑事层面的过错评价通常显著降低：合规能够证明其没有违反既有管理标准，也可能排除重大过失。然而，不能据此直接宣布民事免责，因为逃逸动物致害是特别责任规则，其目的之一正是把动物风险优先分配给控制和利用动物的一方。

不可抗力抗辩仍有讨论空间。养殖户需要证明洪水同时具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三个要素，并证明动物逃逸和损害直接由该异常灾害导致，而非设施老化、数量超载、预警后未处置等因素共同造成。法院还需说明《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的一般免责规则与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条特别责任之间如何协调。本文不主张“一律免责”或“一律不免责”，而主张禁止自动推论：合规和天灾是重要证据，但必须进入具体的规范解释和因果分析。

5.3 蛇类来源为何成为案件核心

广西山区本来存在野生蛇，洪水会迫使野生动物离开洞穴并进入居民区；附近又可能有多家养殖场，且各场饲养相同或相近蛇种。即使医院判断症状符合眼镜蛇咬伤，也只能提高某种蛇的概率，不能单独证明该蛇为养殖蛇，更不能证明属于哪一家。洪水还可能冲走监控、笼舍、标签、尸体和脚印，使直接证据几乎无法保存。

因此，司法只能依靠间接证据组合，而不能期待一件“决定性证据”。病历与毒理证明损害类型；蛇种专家意见缩小物种范围；养殖台账和灾后盘点证明哪些场确有相应蛇种逃逸；洪水流向、地形、距离和时间建立时空可达性；当地野生蛇分布、其他养殖场状态和第三人放生等材料用于检验替代解释。只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养殖来源才可能达到高度可能性。

图 5-1 洪灾后蛇咬案件的来源识别证据链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民事证明标准绘制。

表 5-1 蛇类来源认定的证据矩阵

说明：任何单项证据通常不足，应进行整体判断。

5.4 多家养殖场并存时的裁判路径

若能够证明某场特有或极少见的蛇种明确逃逸，受害地点位于其洪水下游，时间与移动能力吻合，且附近无其他同类来源，法院可通过高度可能性认定该场为责任主体。若多家养殖场均有同种危险蛇确认逃逸，且可以排除野生来源，但无法确定具体来自哪一家，才可能进入共同危险行为分析。

共同危险行为不能因“养蛇本身危险”而自动成立。养殖行为在依法许可并采取安全措施时是合法经营；真正相关的危险行为应当是各场均发生了与本案同类蛇的现实逃逸，或者各场均存在足以导致该次损害的具体失控状态。若只能证明附近有养蛇场，而不知道哪些场的蛇逃逸，就没有足够基础让所有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否则，连带责任将从解决具体侵权人不明的制度，退化为向一组社会成员征收灾害损失。

表 5-2 多风险源案件的裁判情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民法典》第1170、1249条及民事证明标准整理。

5.5 模拟裁判：法官应当如何写判决理由

法院首先应确认基础损害事实，而不是先讨论养殖户是否尽责。病历、伤口、毒理和治疗方案用于认定蛇咬及后果；其次审查致害蛇属于饲养动物是否达到高度可能性；再次识别具体饲养人或共同危险行为人；只有责任主体确定后，才审查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第三人原因、不可抗力和损害扩大等抗辩。将顺序颠倒，会出现“养殖户很尽责，所以蛇不是他的”或“受害人很可怜，所以附近养殖户都应赔”的逻辑错误。

若证据最终只能证明“洪灾期间有养殖蛇逃逸，原告在附近被蛇咬”，野生蛇或其他来源仍有同等解释力，法院应驳回针对特定养殖户的请求。判决理由应明确：驳回是因为原告未完成对来源和因果关系的证明，不是法院查明蛇一定来自野外，也不是对受害人遭遇的否定。这样的结论在情感上可能令人遗憾，却是防止司法用猜测创造责任的必要边界。

5.6 “只能认倒霉”还是存在其他救济

侵权责任不成立不等于社会必须放弃受害人。医疗保险、自然灾害临时救助、商业意外险、见义勇为或社会捐助可以提供部分救济，但现实中商业保险常对洪水、动物侵害或特定高风险活动设置免赔、限额和除外条款，不能假定保险一定覆盖。更合理的制度是建立危险动物经营者共同参与的责任保险或区域风险基金，对来源无法识别但符合灾害条件的损害先行补偿；后续查明责任主体时，基金再行追偿。

这种社会化补偿不是用公共财政替代所有经营者责任，而是承认巨灾中的“孤儿损失”：损害真实存在，却因证据灭失或多源风险无法依法归责。侵权法的功能是将可以归责的损失交给责任人，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找出一个可以付款的人。对无法归责部分，应由保险、风险基金和灾害救助承担，才能同时保护受害人和无责任经营者。

5.7 举证困难的程序性缓解

证据被洪水毁坏并不意味着法院只能被动等待当事人提供完整材料。对由行政机关、医院、运营平台或经营者控制的证据，法院可以依法调查收集，或者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证据保全、调查令等措施。养殖户掌握灾前台账、监控备份、采购记录和销售记录，受害人通常无法取得；受害人掌握就医时间、伤口照片和接触地点。合理的程序安排应让各方就其最接近、最容易控制的证据承担说明与提交责任。

但“证据接近”不能被扩大为倒置全部举证责任。养殖户未能精确说明每一条蛇的下落，可以降低其陈述可信度，却不能在原告尚未证明养殖来源具有初步可能性时，直接推定咬人蛇属于该户。只有当原告已经提供受害地点、蛇种、逃逸记录和时空联系等初步证据，而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交其控制的关键台账或故意毁损证据时，法院才可结合举证妨碍规则作不利评价。

行政调查与民事诉讼也应衔接。应急、林业、农业农村和卫生健康部门在灾后形成的蛇种捕获记录、血清使用数据、设施受损清单并不当然对民事法院具有预决力，但属于重要书证或专业材料。法院仍应审查形成程序、数据来源和与个案的关联性。通过标准化调查表和统一坐标记录，可以显著提高这些材料在后续诉讼中的证明价值。

6 动物园猛兽处置的阶段化评价

6.1 灾时二选一的公共安全困境

洪水已经进入园区、转运车辆和道路无法使用时，直接放出狮子、熊、狼等猛兽可能威胁居民、安置点和救援人员，并迫使公安或专业人员在更混乱的环境中捕杀动物。工作人员也没有义务以几乎确定的生命危险逐只转移动物。因此，在无法安全转移的紧急阶段，保持猛兽封闭以避免对不特定公众造成更大危险，可能符合比例原则和紧急避险逻辑。

但公众安全优先不应成为动物园管理者的永久免责口号。灾后评价必须把时间轴向前移动：园区是否位于已知洪水高风险区，笼舍是否设置高位避险平台，是否配备运输笼、麻醉设备、备用电源和转移车辆，是否与消防、公安、林业和邻近动物机构建立协作，预警发布后是否及时转移可移动动物。若这些灾前义务长期缺失，洪水只是让既有管理缺陷显现。

6.2 动物园管理职责的法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八条直接调整的是动物园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并规定动物园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可以免责。[8] 该条不能直接作为动物死亡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但反映动物园作为专业机构承担高于一般饲养人的管理义务。行政许可、野生动物保护、动物防疫、消防和建设规范可能进一步具体化这些义务。由于目前公开材料不足，本文不能判断贵港涉事动物园是否满足具体标准，只能提出调查框架。

表 6-1 动物园洪灾管理义务的阶段化审查

说明：该表用于调查和责任分析，不代表对具体动物园已经作出事实认定。

6.3 结果不能替代过程判断

三只狮子死亡是严重后果，但严重后果本身不能证明当时打开笼舍或强行转移一定更合理。相反，动物最终存活也不能证明园方预案充分。法律应同时使用“事前可预见性”和“灾时可行性”两个视角：前者审查管理者是否本可通过建设和预案避免陷入二选一；后者审查在已经无法避免的紧急状态下，所选择方案是否最大限度保护公众、工作人员和动物。只有把两个阶段分开，才能避免用灾后情绪替代专业责任判断。

6.4 动物福利并非可以忽略的次要利益

公共安全优先并不等于动物生命和福利没有法律价值。动物园以展示、科研或教育为目的长期控制动物，既享有经营收益，也负有提供适宜生存条件、医疗和灾害保护的职业责任。比例原则要求在能够实现公共安全的多个方案中，选择对动物损害较小的方案，例如将猛兽转入具备高位平台的内层笼舍，而非在低洼笼舍内被动等待；在无法转移全部动物时，按照危险程度、转移难度和生存机会分级处置。

因此，对动物园事件的批评应从“为什么不打开笼子”转向更可执行的问题：为什么园区在洪水到来前没有安全的第二封闭区，为什么运输笼和麻醉能力不足，预警后哪些动物已经转移，何时道路失去通行条件。这样的追问既避免要求工作人员冒险放出猛兽，也能推动动物福利从抽象道德要求转化为可审查的设施和预案义务。

7 制度完善：从个案追责转向风险治理

7.1 建立重载无人机应急人员转移标准

现行规范为抢险救灾设置了紧急飞行申请通道，但对非载人设计无人机在极端现场转移人员缺乏可直接操作的技术标准。应由应急管理、民航、市场监管及行业组织共同制定专项指南，明确只有在迫切生命危险且无更安全替代方案时方可启动，规定可用机型、载荷余量、吊具、人体固定、双重防脱、气象阈值、航线距离、地面安全区、操控员能力、指挥授权和事故报告要求。标准的目的不是鼓励农业无人机常态载人，而是防止真正紧急时只能依赖个人经验和勇气。

7.2 建立危险动物动态台账与灾害报告机制

毒蛇等危险动物经营者应建立可核验的品种、数量、来源、笼舍位置和保险信息台账，并与农业农村、林业、卫生健康、应急管理部门共享必要数据。进入台风、洪水高级别预警后，系统应记录加固、转移、死亡和逃逸情况。监管重点不应只放在灾后罚款，而应确保灾害发生时可以迅速配置抗蛇毒血清、划定搜寻区域并保全未来责任认定所需证据。

7.3 将证据保全纳入应急处置

灾害现场首先救人，但证据保全并不必然与救援冲突。无人机影像、飞行日志、水位时间序列、设施损毁照片、动物清单和指挥指令可以在正常处置过程中自动生成。应急指挥平台可建立统一时间戳和原始文件存储机制，对涉及人员吊运、危险动物逃逸、水库缺口等事件设置最低记录项。这样既保护受害人，也保护已尽责的飞手、养殖户和管理者，减少灾后仅凭剪辑视频和口头记忆争论。

7.4 建立巨灾保险与公共补偿的衔接机制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范围巨大，责任主体和因果关系经常无法识别。单靠侵权诉讼会使受害人面临举证失败，也可能迫使法院降低标准向无责任主体转嫁损失。建议对危险动物养殖、动物园和重载无人机运营实行适当的强制责任保险或风险保证金，并建立地方性巨灾风险基金。基金可对来源无法识别但具备客观损害和灾害关联的案件先行给予限额补偿，再依据后续调查向责任人追偿。

7.5 动物园专项预案与跨机构协作

动物园洪灾预案应成为许可与年度检查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文件。不同动物应分类处理：草食动物可优先转移到高地或外围安全区，猛兽需要分区封闭、高位避险、专业麻醉和运输能力；园区还应与公安、消防、林业、兽医和邻近动物机构预先确定联络人、运输车辆和临时安置地点。预案应通过演练验证，而不是到洪水进入园区后才首次讨论。

7.6 完善灾害信息披露与风险沟通

无人机吊人、毒蛇逃逸和猛兽死亡极易形成高度情绪化传播。主管部门应在不妨碍救援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及时说明已确认事实、尚待核实内容、公众防护措施和责任调查进度。信息发布应明确区分“发生了某事件”“采取了某项临时措施”与“该措施依法获批、相关主体无责任”。对蛇类风险，应公布常见毒蛇识别、就医路径和抗蛇毒血清配置，而不是只发布笼统的“不要靠近”。

透明沟通还有助于减少证据污染。未经核实的视频被反复剪辑后，地点、时间和前因后果容易丢失；公众为了猎奇抓蛇或进入动物园，也可能制造新的危险。应急部门可以提供原始视频上传和线索登记渠道，对有证明价值的文件保留元数据，同时提醒传播者不要公开受害人身份、具体安置点和影响救援安全的信息。

图 7-1 极端灾害风险的四层分配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表 7-1 制度完善建议及实施主体

资料来源：作者提出。

8 结论

2026年广西洪灾中的无人机吊运、养殖蛇逃逸和动物园猛兽处置，并不是三个彼此孤立的奇闻，而是极端灾害如何改变常态风险分配的集中样本。灾害使交通和设施失效，使平时不被允许的技术用途具有救命可能，也使原本被控制的动物风险重新进入公共空间。法律的回应不能停留在“生命至上”“天灾免责”或“谁养谁赔”等单句结论，而应将程序、技术、证据和损失分配连接起来。

对无人机吊运人员，本文的结论是条件性容许而非一般许可。救援目的、现场协调和企业免费维修均不能单独带来合法性；只有危险迫切、没有更安全及时的替代方案、纳入统一指挥、履行紧急飞行程序并采取充分技术保障时，行为才可能受到紧急避险和紧急救助规则保护。事故责任必须分别讨论受助人、第三人、行政监管、刑事过失、产品缺陷和组织指挥，不能用一个“救人免责”覆盖全部关系。

对养殖蛇逃逸致害，严格责任意味着受害人通常无需证明养殖户疏忽，但仍须证明致害动物属于养殖动物并与被告存在高度可能性的联系。设施完全合规与极端洪水并非自动免责，却会对不可抗力、原因力、行政责任和刑事过错产生重要影响。多家养殖场并存时，只有每一家均形成与损害相关的具体危险，才可能适用共同危险行为；仅凭地理邻近或经营同类动物，不足以判令连带赔偿。

对动物园事件，公众与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在灾时具有优先地位，封闭猛兽可能是避免更大损害的合理决定；但法律仍应向灾前追问场址、设施、转运能力、预警响应和专项预案。结果严重不等于决策必然违法，灾时没有选择也不等于灾前已经尽责。

最终，极端灾害治理应形成四层结构：灾前以许可、标准、预案和保险降低风险；灾时以统一指挥和比较风险选择措施；灾后以侵权、行政和刑事规则处理能够归责的损失；对无法识别责任主体的孤儿损失，则由巨灾保险、风险基金和公共救助承接。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既不压制救援创新，也不把受害者安全交给个人英雄主义；既不让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也不让真实受害人只能用“倒霉”解释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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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封面新闻. 多地无人机飞手驰援广西，大疆门店开通救援设备免费维修通道[EB/OL]. 2026-07[2026-07-17]. https://m.thecover.cn/news_details.html?eid=L5uhcmgmCHiH90qSdq8Jkw%3D%3D

[6] REUTERS. Chinese zoo locked animals in cages to prevent escape as typhoon-related floodwaters rose[EB/OL]. 2026-07-10[2026-07-17].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vironment/chinese-zoo-locked-animals-cages-prevent-escape-typhoon-related-floodwaters-rose-2026-07-10/

[7] GLOBAL TIMES. More than 100 animals washed away from Guangxi zoo in floods[EB/OL]. 2026-07-08[2026-07-17].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607/13654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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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Z]. 2023-06-28. https://www.caac.gov.cn/XXGK/XXGK/FLFG/202401/t20240115_222642.html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修订）[Z]. 2024-06-28. https://www.mem.gov.cn/xw/yjglbgzdt/202407/t20240726_496132.shtml

[11] 应急管理部. 筑牢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治基础——专家解读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EB/OL]. 2024-08-22. https://www.mem.gov.cn/gk/zcjd/202408/t20240822_498282.shtml

[12]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Z].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3241.html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Z]. https://www.spp.gov.cn/spp/fl/201802/t20180206_364975.shtml

[14] 黄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https://www.amazon.co.jp/dp/752160864X

[15] 程啸. 侵权责任法教程: 第五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 https://www.news.cn/legal/20250711/21359c99f3364bb9baf1db5de858b5d6/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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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新闻事实核验清单

表 A-1 关键命题的核验状态

资料截止日期：2026年7月17日。

附录 B 现场决策与证据留存清单

1. 记录被困者生命危险的具体表现、水位变化、建筑状态和伤情。

2. 记录舟艇、直升机、绳索、徒步等替代方案为何不能及时实施。

3. 记录无人机型号、序列号、标称载荷、实际载荷、电池、维护和故障状态。

4. 记录吊具类型、挂点、人体固定、防脱措施、航线与安全区。

5. 保存现场指挥指令、空管申请或报告、飞手身份与任务分工。

6. 保存完整飞行日志和未经剪辑的原始视频，避免只留社交媒体片段。

7. 危险动物设施受损后，立即记录灾前台账、灾后存量、逃逸品种和水流方向。

8. 医疗机构对蛇咬伤应保存伤口影像、毒理判断、用药时间和抗蛇毒血清种类。

9. 对捕获蛇类编号、拍照、记录坐标和时间，必要时由专业机构鉴定。

10. 所有记录优先服务救援，不要求人员为固定证据承担不合理生命危险。